本报记者/张英英/吴可仲/北京报道
这一个时代意味着微利、爆发性增长，还意味着要直面与传统能源的竞争。
正如一位新能源专家引用赫尔曼·希尔《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的表述：当可再生能源被认为足够先进，以至于可以取代传统能源中的重大份额时，新的能源冲突就爆发了。表面共识背后的真正问题，冲突的根源在于核能和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的系统需求是不能共存的。
能源转型的车轮滚滚向前，光伏补贴拖欠、土地成本高企、电网接入和消纳难等问题仍悬而未决，接下来光伏行业又必须直面冲突背后的问题。站在历史的拐角处，光伏行业将如何开启下一个时代?光伏企业又如何“强身健体”?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对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进行了专访。
“微利时代，没有什么不好”
《中国经营报》：从业内看来，进入平价时代，也意味着微利时代的来临，你怎么看这一发展阶段?
刘译阳：所有行业都一样，一开始都是暴利的，随后变为微利。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新的竞争者加入，大浪淘沙，市场会剩下能在一定利润水平内生存的企业。所以不要去追求所谓的暴利，所有的暴利都是不长久的。
平价之后，我们要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来看。对于国内市场，电网消纳、土地成本等方面存在的机制性问题能够改善，国内市场也会出现爆发性增长。目前光伏已经成为最便宜的能源了，从需求定律来看，价格下降会引起需求量的上升。对于国外市场，就光伏组件而言目前出口量超过1GW的国家/地区已达到14个，出口额过亿美元的国家/地区达到了27个，未来会更多。特别是目前中东局势不稳，光伏市场被更加看好。我们预估，2025年全球光伏装机需求上限将达200GW。
光伏进入微利时代，没有什么不好，行业没有起初的野蛮生长，发展也会日渐成熟。拿家电行业来说，目前已经进入到微利时代，很多优秀企业，像美的、格力和海尔等发展都很好，市值照样上千亿，光伏行业也一样。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家电行业发展道路上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处的节点。
《中国经营报》：未来的光伏生态会呈现怎样的格局，你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有何建议?
刘译阳：“5·31”的到来助推了行业优胜劣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进一步净化了光伏市场环境。
通过一年半的市场调整，在我看来，企业还是要狠抓内功，打铁要靠自身硬。对于企业家而言，要做好风险把控、战略布局。路线选择错了，市场看错了，对于企业就是灭顶之灾。
同时，企业还要在技术和质量上做好把控。可以发现，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都是技术上有一技之长，市场对产品质量也比较认可的企业。
《中国经营报》：目前，国有企业纷纷加码新能源，有些直接接盘民营企业光伏资产，你如何看待这一波产业整合?
刘译阳：我个人不支持将民营企业和国企分开来看，不能因为所有制不同就区别对待。举例来说，国企像一个大壮汉，民营企业像是一个孩子，放在同一个舞台上比较，客观上当然存在差距。拿融资来说，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比民营企业要低，并不是因为企业性质不同，而是“个头儿”不同。在银行看来，“个头儿大”肯定抗风险强。
国企进军光伏行业，特别是涉足下游电站领域，可以与民营企业优势互补。民营企业有对市场嗅觉灵敏、技术创新强、应变能力强等优势，更适合发展制造业;而国有企业，资金雄厚、抗风险能力强，做电站业务更合适。国企进军光伏行业是利好，可以共同把蛋糕做大。
“谁付出，谁受益”
《中国经营报》：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这些拥有电站资产的企业，几乎都要承受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之痛。当下，对于存量电站项目，财政部拟通过放开目录管理、“绿证”交易和市场化交易、加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力度等三方面措施缓解补贴压力。你认为补贴拖欠问题会有明显改善吗?
刘译阳：补贴发放机制的改变，意味着改变了以前逐批进补贴目录的发放机制，国家批复的项目相当于“确权”了，国家认拖欠补贴的账。业内都知道，凡是能够拿到国家指标的并网项目是有补贴的。但在外界看来，特别是金融机构，不能及时进补贴目录的项目合法性是存疑的。项目确权，对于整个光伏行业是重大利好。此外，只要“确权”了，即使财政发放的钱少，对于企业而言进行商业预算也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当然，包括绿证、配额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这些也是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来的机制很大部分成本让电力企业承担了，现在是“谁付出，谁受益”，全社会所有电力用户共同承担。
像绿证，以前或许个体或企业购买的还比较少。不过等到“游戏规则”变了就不一样了，人们的观念也会随时间而改变。此外，未来发展机制上，可能并不存在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补贴问题，包括绿证和配额制。
《中国经营报》：《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确定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明确了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并于2020年1月1日开始，全面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你如何评价该政策?预期效果怎样?
刘译阳：这是国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举措。让全社会电力用户都来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个别企业、个人和群体来承担。为何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为了环境更好。享受环境带来的美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责任。这一举措对于鼓励社会上所有人，在生活和生产行为中，培养利用可再生能源，保护环境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设计的初衷值得肯定。至于效果，不要想着一步到位、一蹴而就。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认为，消纳问题实际上是利益之争，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刘译阳：是否消纳可再生能源，我觉得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好、能源需求较大的中东部地区，实际上并不存在克服不了的物理条件限制，而是利益之争。
有些经济排名靠前、制造大省的地方电网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不足，可以看到在2019年竞价和平价项目申报工作中这些省份没有申报或申报较少。坦白说，这些地区还要逐渐改变观念。但像贵州、山西等中西部地区对新能源的认识和支持就比较到位。
当然，原来我们国家对电网可能仅仅有满足供电、经济和安全等要求，并没有考核电网公司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但是，配额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出台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现在电网不仅要保证满足供电、经济和安全等要求，还要考虑用什么电，是绿电还是灰电。
新旧能源要共享“蛋糕”
《中国经营报》：据悉，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工作已经启动。你对于“十四五”规划有何期待?
刘译阳：我希望在能源规划中，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例，有多少来自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而且还关乎能源安全。我们国家少气缺油，很多的油气资源都要从国外进口，目前来看，油气受到国际形势影响非常大。
随着应用场景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及储能成本不断降低，光伏不仅在价格上有竞争性，而且在电能质量上也具有竞争性，稳定性更具保证。到那个阶段，我认为光伏市场发展还会迎来一个爆发。
《中国经营报》：为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发展，政府、电网企业等相关主体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刘译阳：对于政府和电网来说，机制改变是一个重要调整方向，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如果不做改善，未来光伏平价道路上，非技术成本还会增加。土地使用及税费、电网接入和消纳等问题都是机制问题。
《中国经营报》：未来光伏融入电力市场，如何与传统能源协调发展?
刘译阳：未来能源发展中，传统能源比例降低，可再生能源市场份额上升，这是大趋势。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常规能源仍会占据基础地位。同时，传统火电行业可能也要改变盈利模式和思路，像欧洲一些国家已经不仅仅依靠发电小时数赚钱，也可以依靠调峰调频在特定的时间内来获利。
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要融合发展，这不仅是一个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还应该合作、互利、共赢。因为未来人们对于电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大，蛋糕也在变大，要共享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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