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代代传承着历史记忆，因此，周期性的快乐与痛苦经历会沉淀并成为投资者的历史共识和历史共业，一旦这种共识转化为心理群体的集体认知时，非理性行为将主导市场趋势，一切基于精算的投资策略就会短期失效甚至长期形成价值偏差。
理论上说，投资学如果要成为科学的话，必须是数量化的，但投资者作为个人或者是群体，其投资决策过程往往不是依赖左脑之复杂的计算过程，而是喜欢动用右脑之走捷径的奇怪行为，因为感性的人们不大喜欢冰冷的数据而是喜欢与心理相关的喜怒哀乐的词汇作为最终投资决策的依据，无论是买进金融产品还是抛售金融产品。
这种感性的决策行为不仅发生在一般的个人散户的投资行为中，也会在机构的投资行为中出现，即机构可能受到群体压力其助涨和助跌力量会比散户更严重。因此到市场舆论出现关口、飘红、暴涨、暴跌、跳水等想象力丰富的形容词时，就更容易影响所有投资者的决策。
在中国投资市场，人们更喜欢追求抱团取暖式集体主义投资，多数投资者不喜欢追求个人英雄主义，因为种种原因个人行为可能比群体行为冒更多的风险。在牛市时，这样的结果会出现群体性的散户申购行为，在集中的时间做共同的事情即申购基金的行为，必然使基金发行的过于集中在短期，出现暂时的过度繁荣。
群体的行为更容易为感性的心理词汇俘虏：因为当个体成为群体一员时，其理性思维和个人的智力已经自动放弃，个人的行为已经表现为群体非理性的偏执和盲从。如果当投资者看到指数不断飘红而自己的股票不涨时，将会更坚信基金是高位行情的救世主，因此，群体中的个人开始放弃过分自信的短线操作行为，转身于过分不自信下的“理性”选择：申购基金。
比如，2007年一分钟可以销售120亿甚至近千亿份的创造世界历史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基金销售记录，其背后是个人的迷茫和群体的短期偏执，即只认为机构永远是风险回避免者，机构肯定的会比个人投资者投资做得好。这是2007年年中因印花税收政策的对基金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个人投资者因为费用提高和行情波动剧烈无法控制成本和进行风险控制而逐步淡出历史主导力量，机构投资者因此重新主导市场。
因此，散户集体对痛苦历史的集体性选择性遗忘：2006年前，基金投资的亏损比率还很高，以后的历史也表明，以相对收益作为江湖地位比较的公募基金，多数基金多数时候未必能战胜市场。
当然，也有散户集体对痛苦历史的集体回忆：2007年5月30日惊心动魄的大暴跌的痛苦与无奈，但基金因为持有大盘股损失较少。这就是心理行为中的典型表现：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记忆，忘记曾经出现的不利于快乐的记忆。这种记忆选择可能与中华民族的不记仇的历史文化有关。
2007年在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的双重刺激下，这种选择性记忆的矛盾现象导致了投资者集体的心理痛苦：不做股票不对，做股票又无法回避风险。在强化投资者教育和培养机构投资者的政策引导下，公募基金以稳健投资者面貌和相对稳定收益者的身份为投资者指向了一条路径：申购基金。这种路径依赖性的财富效应在先行者的示范下，不断吸引着后来者的追逐。这种追逐行为引进监管者的忧虑，为了控制风险，监管机构只得对新基金的发行进行限制（100-120亿份），但限制申购以控制风险的政策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越是限制发行，基金新品种就越短缺，因此 就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申购的积极性就越高。这里我们仿佛看到房地产在土地调控中价格不断飙升的影子。
这样，调控发行控制风险市场的结果终于出现了：限量发行，疯狂认购，基金发行顺利，基金被迫建仓，行情在大盘股法人股两年限制流通股票供应相对短缺的推动下飙升，基金业绩上升，投资者再追逐认购，由此形成一个循环过程。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导致资金推动型行情的形成，其源头确实是因为印花税的高收而出现，这就出现政策悖论：想提高印花税限制炒作，结果却引发了蓝色泡沫的膨胀；想限制基金过度发行的风险，结果造成了散户对基金的疯狂申购和认购。
上述政策和市场群体博弈结果是：非理性的群体逐利行为迫使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在理性的价值投资过程中被迫进行非理性的蓝色泡沫制造。
自2007年底2008年被牛市泡沫破裂后，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长达12年周期的调整，中间虽有2015年的短期牛市，但未能在经济下行时保住牛市趋势，反而在政策调整下快速破灭。
2020年是12年周期调整末期，中国股市能否在经济触底企稳，特别是六稳政策红利下走出熊市迈向牛市？
在智本创新五元运行中，12年市场周期接近到位、业绩回升、人气转暖、估值偏低、政策发力五大力量中，只有业绩尚未出现大面积回升。如果政策再加力，宽信用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积极财政政策提升企业业绩，忘记痛苦，卷起袖子，只要人心齐，牛市能量逐步积聚，市场或许能向乐观者期待一样，反复筑底转向。
来源：李国旺微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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